【明報專訊】港產片近年大放異彩,政府亦有意開拓電影市場,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嶺南大學「青年貧窮與就業」研究團隊早前聚焦影視行業勞工,透過問卷及訪談發現行內就業零散且拖糧盛行,從業員欠缺勞工權益知識。要振興影視業,優質人才不可少,存在已久的弊病從何着手改革?
逾六成受訪從業員曾遭拖糧
嶺南大學的研究發現,六成四受訪影視業從業員曾遭拖糧,較多在沒有協定支付期下出現。Darren(化名)入行數年,以自由工作者身分接受紀錄片、網片或廣告工作,擔任導演、攝影等崗位。歷年大部分工作沒有簽合約,只會經WhatsApp或電話確認工作內容、地點及薪酬。他從經驗分享,工作完結後兩三個月才「找數」很平常,偶爾會感到有些難受,「我一直天天開工,但銀行一蚊都沒有增長,因為那筆錢根本就不回來」。與此同時,他仍需支付工作室每月幾千元租金,還有拍攝器材的維修費,負擔不少。
為免遇上待遇糾紛,他傾向接受相熟圈子推薦的工作,「合作開你會知道他們的practice(慣常做法)是怎樣,也知道他們不會拖 (糧)或者待遇怎樣,所以才繼續做」。
簽合約是否更能保障權益?Darren唯一簽合約的經驗是遭到拖糧。那次客戶是「生客」,他籌組團隊為幾場表演作拍攝紀錄,惟預算很低,「蝕少少做都OK,因為剛剛畢業,但聽下去發覺愈做愈多東西」。其時初出茅廬,即使工作量超出當初協議,他仍硬着頭皮完成。然而當他交出成品,對方時而拖延給予評語,時而含糊其辭,「始終那個項目還沒完成,他有大條道理唔找數」。他不想拖欠團隊成員,唯有先自掏腰包出糧,再向客戶追討。
一拖便是兩年,Darren無奈道:「就算我有份約在手,我是最站在正義那邊。你問我,我都好難去跟他玩法律程序,去小額錢債(審裁處)。」作為個體戶的自由工作者,他每天要處理許多雜務,這邊廂要向團隊成員出數,那邊廂新項目又要開視像會議,「這種全天候(工作)反而令我們更加不想處理這些『濕星嘢』,如果我有時間,就多做兩單job,係唔係?」最後Darren一心要解決事件,給予該客戶兩個選擇,要不限期前提出要求一次過更正,要不當刻中止項目,剪輯費用打折支付。對方選擇後者,終歸Darren讓步才止蝕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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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行內「唱衰」寧棄追討
即使合約清楚訂明細節,但行內欠缺履行合約精神的風氣,只能靠當事人堅持捍衛自身權益。電影收音師Samuel(化名)有次跟隨前輩工作,超時工作應獲發3.3萬元薪酬。「製片(部)就同我師傅講,喂齊頭三萬蚊得唔得呀,寫少個『三』字。我梗係嬲啦,因為師傅好腍(善)。」Samuel一口回絕說:「你寫多個『三』字有咩問題呀?」
並非人人都像Samuel敢言,嶺大的研究報告指出,從業員傾向私下討論自己遇到的不公平待遇,循個人聯絡的方式追討,而非採用對抗或組織性質較高的方法,三成二受訪者從未追討欠薪,一成四則追討失敗。為何放棄追究?逾六成受訪者指出原因是「擔心被『唱衰』,影響以後接工作」。Darren同樣避免公開談及不公平待遇,「如果跟他們關係不好、撕破臉,很影響之後的聲譽」。聲譽對影視行業的自由工作者很重要,因為大部分工作是靠connection(關係)得來,「如果對方公司的人知道,很容易一傳十十傳百,接着就不會找你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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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政府牽頭 將合約精神帶入影視業
影視業以自由工作者為主流,Darren提到比起全職工作收入更高、自由度更大,是選擇成為自由工作者的主因。在此前提下,如何保障從業員的勞工權益?嶺大團隊問過受訪者對簽訂合約的看法,結果反應不一,有人認同白紙黑字更顯專業,也有人認為簽合約只是例行公事。嶺大文化研究及發展中心項目統籌鄧立賢認為歸根究柢,行內風氣需要改變,「或者行內要有這樣的討論:究竟比較中低層的人,他們應跟劇組有怎樣的勞資關係或合約關係?」具體來說,既然政府以各項計劃和比賽資助影視行業的新血和中小型製作,嶺大團隊建議政府牽頭,規定受資助的團體或個人必須以標準合約聘請製作人員,列明酬勞的工作安排和支付方式,將合約精神帶入行業。
Darren於大學就讀媒體相關學科,然而直至畢業後工作碰釘,才知悉接洽工作的注意事項。鄧立賢與多名從業員談過,發現他們對自身勞工權益有錯誤認知,譬如以為簽署的是「僱傭合約」,其實卻簽了「自僱/承包合約」;又不知道憑訊息或口頭協議已可到勞工處追討欠薪。「我會覺得他們的勞工權益認知是薄弱的,再加上那種覺得『一出聲就死火』的心態,令這些問題一出現時,他們就很弱勢。」
院校可辦工作坊 談合約報稅
鄧立賢透露受訪者中,只有一兩人堅持做足行政程序,即使是一人製作公司亦會出報價單,合約一式兩份。有學院派出身的受訪者表示,從未學過如何設計合約、如何報稅,這些卻是很實際、所有從業員都會面對的行政事宜。鄧立賢認為大專院校大可舉辦相關工作坊,「可能覺得煩,但不是難學也不是難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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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業流動大 單一工會不全面
Samuel透露全港從事電影收音約有30至50人,不過工作機會不穩定,很多人身兼數職,以他為例收音工作(包括電影、廣告等)佔其收入七成。他察覺到現時不論廣告或電影,整體酬勞水平比以往低,譬如廣告收音工作從2015、2016年日薪可達五千元,如今只有三千多四千元。他不諱言某電視台的收音工作出價很低,卻仍有同行願意接,「最慘是我們不能賴其他收音師,有時他們真的要生活,我不可以話你三千五元都接,不能這樣跟他說,因為這是他的選擇」。Samuel認為唯有建立共同原則,集體拒絕出價過低的工作,才可改善情况,「(但)很難建立,因為每個人都很堅決有自己原則,尤其是做收音很孤僻」。
目前影視業行內未成立工會,只有由多個專業屬會組成的「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主力推廣電影、增加從業員的專業度及鼓勵創作,欠缺集體談判機制以代表從業員與資方商討工作待遇。Darren認為行內籌組工會有一定困難,因為自由工作者本身是很鬆散的群體,「不會太敢voice out(發聲)一些東西,因為會影響接回來的工作」。
若想推動改革,鄧立賢同意必須由具影響力的行內人士領頭,又或組織草根工會,組織爭取權益的行動。不過他坦承從團隊與從業員訪談內容來看,此願景仍很遙遠。况且影視業勞工流動性高,他們游走於電影、電視台、網台和廣告等領域,單一電影工會將無法涵蓋所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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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完善電影發展資助階梯 按製作規模資助額分級
縱觀香港影視業,投資者將製作分拆外判是現時最主要的生產模式。鄧立賢指出,從業員距離初始資金愈遠,愈不受制度保障,議價能力愈低。Darren親自交涉拖糧問題,理解箇中無奈,因為找他工作的人可能也在等待上一層款項發放,出糧是很被動的事。鄧與行內高層談過,「好多時聽到他們說個『餅』好細。或者說人工咁低、壓你價的原因是:『唉,係得咁多錢㗎啦,係咁細budget㗎喎。』」
要做大個餅,鄧立賢認為政府資源必不可少。不少有意參與遴選的人反映,電影發展局的資助計劃僧多粥少,就算有幸完成第一套商業片,亦未必有機會參與下一部。Darren指出,長片的官方和非官方資助名額很少,「最後只會選兩三個畀錢你去拍,但爭的人很多」。獨立影展亦愈來愈少,因此不少同行轉戰海外資助如歐美地區,近年台灣《金馬創投》也有許多香港相關項目入圍 。
「你問我是不是很喜歡拍那些commercial(商業)的項目呢?一點都不是。」電影夢未實現之時,Darren唯有把商業項目視作維生工具,「對我而言,真正想做的是自己的創作,我也希望有一天拍到一套電影」。
嶺大團隊建議之一是政府應完善電影發展資助階梯,按製作規模和資助額分級成微製作、小型製作、中型製作,針對資助經驗各異的製作人,拍攝不同規模的作品。鄧立賢道:「永遠都有一個說法:香港市場太小,我們又賣不到埠,但這件事不是那麼必然的,以前也賣到,為什麼現在賣不到?」團隊提出政府應聯同業界和學界,找出本地影視業的優勢,推行相關的人才培訓和資助計劃,讓香港能在區域分工中突圍而出。
文:朱令筠
圖:資料圖片
美術:鍾錦榮
編輯:利永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