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看香港大學梁顯利基金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教授林一星（Terry）膚色黝黑，記者先入為主地認為他因常做運動而曬黑，Terry說他做運動除了為興趣，也與其安老研究有關：「你要身體力行才能叫別人做運動嘛。」林一星作為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員，為政府研究策略，過去曾協助重新制定長期護理的評估工具和服務配對。2015年，林一星帶領港大「耆力無窮」運動計劃，訓練本地長者建立運動習慣和成為教練。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健康老齡化是長者可維持身體機能，能隨心所欲過有質素的生活。「每位長者喜歡做的各有不同，因此選擇很重要」，但有健康才有得選，林說。
大學畢業投身金融 發現「不是我杯茶」
林一星這60年人生做過許多選擇，把時光倒回至1984年，他從王肇枝中學中七畢業。林原本修讀生物和物理，但他當年想到讀生物的出路只有教書，「我又不想」，因此升讀香港大學便選修經濟和金融，「1980年代的年輕人大抵都這般想，想着主修金融，副修經濟和電腦，畢業後可以做金融才俊」。林一星笑稱這是香港人獨有的思維，假如他當年在外國讀書，他相信他會堅持在大學讀生物，「我真的很喜歡生物，我常常看生物相關的書和紀錄片」。
年屆花甲，林一星早已設想他的退休生活，甚是期待。「我長跑，是潛水教練，我射箭和做陶瓷也有8、9年……」他想像光是堅持這4項興趣也夠他忙活，又能擴闊社交圈子，他不太擔心退休後會無聊。林一星說他無論做教授，還是做社工，都掌握一些權力，能感覺身邊的人與他相處會保持距離，「試想想你認識的人都叫你教授，你的社交圈子很窄，但我出去跑步和潛水，沒人會在意我是誰」。這些運動buddy來自不同背景，有退休的，也有年紀比林一星小30年的，但大家都喚他「Terry」，而不是林教授，他享受這種沒有身分桎梏的自在。「我對海洋保育很有興趣。」他會與潛水伙伴一起清「鬼網」（即海中廢棄或遺失的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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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y對海洋的喜愛，得從小說起。他記得王肇枝中學近海，他讀書時常在海邊摸蜆和捉瀨尿蝦回家。後來他赴美國攻讀博士，住了幾年的明尼蘇達州也有大大小小的湖泊，「雖然不是海，但那裏以有1萬個湖聞名」。Terry心想假如當初沒有選讀經濟，他的前路應截然不同，「我猜我不會成為經濟學者或社工」。他在港大讀經濟和金融時發現商科「超悶」，1988年畢業後在一所美資金融公司工作1年，「覺得不是我杯茶（我的興趣）」，便認真思考他做什麼會更開心。「那個年代從港大畢業不一定飛黃騰達，但多少能找一份好工，好工有這麼多，我便覺得可以不做金融，我轉行也不會餓死。」他揣摩轉做社工也不錯，就到社會福利署做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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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社署見安老服務不足 赴美留學取經
從「金融才俊」到「熱心社工」的跨度似乎很大？林一星說他在港大最開心的回憶便是加入宿舍的義工團體，服務智障學校的學生和探望長者等。他做義工兩年多，感覺「由義工轉社工似乎挺好」。他諮詢當時的舍監、港大榮休教授程介明的意見，「他鼓勵我，叫我試試」。林一星在1989年加入社署，於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做了兩年多，也做了兩年感化主任，他說這4年多的工作經歷影響他日後想要專注於安老政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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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署自2003年11月起實施資助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協助申請人選擇合適的護理服務。但林一星憶述1980年末至1990年代初，安老院未被特別管制，尤其有許多私營安老院搬入元朗的圍村，「因為元朗丁屋便宜，地方大」。他當時看到那些私營安老院環境惡劣，「好臭」，照顧員質素亦欠佳，「一大班長者在外面一起坐在大便椅上，完全沒有私隱」。他說選擇在那裏安老的長者除了衣食，基本上得不到其他照顧，「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護士都沒有」。林一星自問，這是長者想要的服務嗎？「老人家為香港貢獻了一輩子，其實是否值得？」
離開社署，林一星赴美讀書，他說想看看美國如何發展安老服務，用什麼機制監管安老服務的質素，「香港至今還沒有一個正式的持續品質改善（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機制」，他舉例說，美國所有安老院舍都是私營，只分牟利和非牟利，但美國的「聯邦醫療補助（Medicaid）」會為合資格長者提供全額資助，資助額覆蓋院舍宿位費用，「美國政府為入住安老院的長者付費，相當於向院舍買入宿位」。但美國政府要求受資助者入住的院舍須符合質素標準，「即使只有一個人買位，院舍也要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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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患認知障礙症 切身感受照顧者壓力
林一星認為香港政府或能參考美國的做法，為買位院舍訂立質素標準。美國聯邦醫療保險及聯邦醫療補助服務中心（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於1998年成立網站「Nursing Home Compare」，內設五星級安老院品質評級系統，讓長者及其親人可比較安老院的服務質素。美國安老院服務質素的衡量標準主要有：衛生監測結果，人手比例和照顧質素，關注安老院的環境、院友權利、工作人員與院友的交流和藥物管理等，亦以長者住院和褥瘡等情况作指標。
林一星反思，假如香港也有類似網站，清楚列明政府提供的援助、安老院服務比較和長者可申請照護服務等，「政府和長者及其家人一起做那個照顧（計劃），有商有量，（照顧者）壓力不會那麼大」。他續說，近年不時出現「以老護老」的照顧者自殺個案，大概是他們「看不到出路」，過程中既無助又徬徨，餘生沒有保障。
從前做社工目睹照顧者的壓力，林一星如今感同身受。林母有日落症候群 （Sundowning），每到夜晚就會性情大變，「從一個溫順的婆婆，變到有時會突然罵人」，甚或疑神疑鬼，「懷疑有人偷了她的東西」，林說這情况或維持一年半載，作為照顧者一方面覺得難受，另一方面又很心痛。
倘若林一星不是社工出身，他為患有認知障礙症的母親尋找安老院時，或會感到迷惘，「你做選擇時需要有人跟你討論」。林一星說他家6兄弟姊妹，分居港九新界，為方便母親的主要照顧者，他們選擇了新界區的安老院。但下一步要想的是：「該區有哪些安老院值得信賴呢？」這時他問相熟的社工朋友，了解院舍的投訴情况，「這些在文件上看不到」。他認為由專業人員、照顧者和長者攜手形成的照顧者聯盟很重要。譬如說他與家人知道母親跌倒的風險十分高，但不想她被綑綁在牀上，便與醫護商量可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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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林母之後在院舍內意外跌傷，做手術後行動不便，「但我們不會怪院舍，因為我們不想媽媽被綑綁着，我們願意承受這個風險」。林一星深知所謂零風險，意味母親要全日坐輪椅，或被綁在牀上受看管，「老人家會生不如死」，母親未必接受，「大家一起討論這些事很重要」。
林母確診認知障礙症約3年，病發初期仍可自己煮飯，林的姊姊定期探訪，幫母親買菜切菜，林母把它們放進電飯煲「一鍋熟」烹調；後來林母腦部退化得厲害，要人上門送飯，也要職業治療師幫她做認知訓練；再後來她一周有三日被送到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林一星先是幫母親申請長期護理服務，至母親病情惡化到居家有危險才安置院舍。聽到這裏，大家或會想：「不是吧？家裏怎會不安全呢？」林一星向記者列舉好些例子：「如果火警鐘響，她懂不懂得離開？如果她嗅到煤氣爐漏氣，她懂不懂得關掉？」這些也是他幫政府設計安老服務評估機制的準則。他說登記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及中央輪候冊，接受「安老服務統一評估」，不代表送長者去安老院舍，只是幫長者安排他們需要的照顧服務。
繼續任教 毋懼變化挑戰
記者好奇林一星研究安老政策35年，他認為好的晚年生活最重要的一點是什麼？林一星說：「有選擇好緊要。」最重要是具備生活機能（functional ability）去做喜歡的事，「身體唔好，咩都無得諗」；生活機能由內在能力（intrinsic capacity）、環境和以上兩者之間的互動組成。如何讓長者保持內在能力？林解釋，做運動、社交和刺激認知的活動很有用，以運動來說，有氧運動和體能訓練最有效。林說，港大於 2015年開展「耆力無窮」運動計劃，為長者制定兩套運動，並訓練長者成為受薪的運動教練，部分或訓練成進階教練，獲物理治療助理證書，可在院舍裏工作，讓長者老有所為，並建立運動習慣，達至健康老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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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林一星在港大的辦公室放滿義工獎、感謝狀，還有與社會工作有關的書，當中有個長者做運動的模型甚是可愛，他說那是由「耆力無窮計劃」2021年的長者畢業生所送。獲得如此多謝意，他想過再做社工嗎？林搖搖頭，他認為社工跟做教授差不多，與個案是受助者和施助者的關係，權力還是不對等，與人仍有距離；但做教授「每個研究都是新的」，要對社會需求保持敏銳，而且研究經費須自行爭取，面對持續的變化和挑戰，「這樣我不會覺得沉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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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社會福利署社工總工會去年的問卷調查結果，446名受訪者中逾八成認為社署有士氣問題，另逾兩成稱未來5年很大可能離開社署。記者問林一星，現今社工的工作環境與1990年代有何不同？他說近年的政治環境令社工工作更困難，「社工工作政治化了很多，我們以前單純跟個案幫人，現在社工需要政治正確，整體受到的壓力比以前大」。不過林續說，他1990年代末從美國回港探望社署前同事，前同事的士氣也不算高，「 只是那時的人不會說辭職，會說入政府想早點退休，拿『肥雞餐』，又或者人們會想辦法做到退休為止」。
說起退休，林一星不打算留港退休，一來其子女不在港；二來他想到處旅居看看，或者會去大灣區住一陣子。他笑言世上沒一個地方像香港，「生老病死都在一千多平方公里內發生」。林續說長者拿着綜援的錢，在香港只夠買下一個私營安老院的牀位，但在政府買位的大灣區院舍則能獨佔一間房。林一星認為在大灣區安老是未來趨勢，「香港沒土地，人工貴 ，大灣區反之，但香港有軟件，我們對質素有執著，照顧人員有培訓，那麼可否將它們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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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姚超雯
圖：黃志東、受訪者提供
美術：張欲琪
編輯： 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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