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區長說，從家中望出去，視野開揚，可以看到連片綻放的杜鵑花。15年前，被抑鬱症困擾10年的太太從家中跳樓自殺，那天是區長生日後4日，他還記得太太似乎病情好轉，為他慶生。自此生活墮入混沌與悲傷，原本朝夕都有太太相伴，失去至愛後連一日三餐也用了3年才摸清「規則」。身處黑暗，找到那道縫隙並不容易，一個契機讓區長結識到同路人和社工，找到出口。他如今成了「帶跑的人」，因這段路「唔應該咁艱難」，希望陪伴同路人走過磕絆。
明報記者 楊晨
太太尋短，陰影籠罩多年，回想接到警署電話時，區長看似平靜，但「知道返唔轉頭，心『實』咗，大腦思考都停咗慢咗」。兩人生活20多年的家，成了案發現場，區長須先去警署錄口供。他說當時警員按章辦事，卻未想到他失去至愛只想早點回家，自己在警車等了15分鐘，只能不斷詢問何時出發。
一入家門，區長看到客廳窗前有一張櫈，又在當眼處見到遺書。他用手比劃大小，「好細，字好少，十隻八隻無一隻係關於我」，太太最後的片言隻語是對女兒的愧疚。提起遺書，區長哽咽說理解太太，早年倆人安排女兒移民美國，交由外母照顧，未能貼身照顧女兒，成為太太心結，「很多事情不是想當然，遺書不一定關於配偶，或有好多字，我們作為遺屬只能理解和接受」。
大時大節不再團圓
「由初一到初四 無人搵過你」
辦完太太身後事，區長請了一個月假，每日只吃飯和睡覺，頭幾年「起身返工，放工就『飄』返屋企」。最基本的一日三餐，他花了3年才重新掌握「規則」：何時買菜、煮什麽、如何一個人吃飯，看似簡單的活動，都意味着要面對太太永遠離開的事實、要重建生活。
大時大節不再是團圓日子，區長曾獨自在家度過4日農曆新年假期，「由初一到初四，無人搵過你，電話無響過」，更不想出門，他說事前有做好心理準備，預備孤單過節，儲足糧食，但事發那刻心仍有酸澀，苦笑道「人要搵嘢呃自己，你唔呃自己就更難受。」
太太去世後，區長發現家中多了兩個「老友」，「一個叫『孤單』，一個叫『寂寞』，就坐喺梳發上望實你」，他說這其實是內心的感覺，無法強迫「老友」離開，只有改變心態，他們才會消失。
某一晚，一名警員致電區長說可以轉介他到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有社工跟進服務。本想拒絕的他想到若是太太，是不會拒絕陌生人夜晚的記掛及善意，於是同意轉介。他首次參加中心活動正值聖誕節，自己坐在角落，避免與人交流。
一次單車旅行 人生再出發
不再匿家中 遊花園看花開花落
區長首3年參加小組活動只是聆聽，但中心及同路人給予足夠空間。他看到有同路人「行得好好」，希望自己能跟貼一些、走順一些，逐漸打開心房，說話逐漸變多。轉捩點出現在事發後第5、6年，他見到一個單車旅行團宣傳，腦海「叮」一聲：「我想去，我願意去」。這是他在太太離世後第一次旅行。
單車旅行後，區長形容生活開始「由混沌轉捩到似返個人」。他堅持每日找個出門理由，即使毋須添置物資，也要「巡舖」，行一圈超市，兜一轉屋苑花園，笑言花園何時開花、何時變枯枝，自己一清二楚。
15年過去，區長說從未放下，但已能接受，因此能繼續向前。他如今是「在前面帶跑的人」，以義工身分參加不同小組活動、隨社工探訪同路人。
他自言曾萌生輕生念頭，認為後面的人「唔應該行得咁艱難咁棘，呢段路可以行得好啲、舒服少少」，希望告訴同路人，他會相伴左右，一起渡過，「你行緊嘅路我都行過，你經歷緊嘅我都經歷過，我行一步，你參考吓，跟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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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遺屬往往不知求助 冀政府助NGO接觸群體
自殺者遺屬往往會產生心理創傷。本身是臨牀心理學家的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黃蔚澄引述研究表示，一宗自殺可影響150個人，包括至親、親友、同事及同學，很多時候遺屬並不知道自己需要協助，且現時有關個案主要經警察或法醫轉介，更多是「等人求救」，冀政府能提供便利給非政府組織（NGO）主動接觸有關群體。有社工亦盼政府能加強對自殺者遺屬服務的支援。
黃蔚澄說很多自殺者遺屬同時是精神病患照顧者，長期壓力再遭遇親友自殺，不少人會「爆煲」，嚴重可產生自殺傾向，社福界應盡早接觸到他們並介紹服務。他稱曾有非政府組織與衛生署公眾殮房合作以試點形式，盡早接觸及轉介自殺者遺屬，冀政府能繼續支持類似服務。
「活出彩虹」推出遺屬故事結集
黃蔚澄強調自殺者遺屬服務中同路人的力量，提及有自殺者親友成為義工，隨社工參加家訪等。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活出彩虹」計劃早前將自殺者遺屬故事集結成冊，新書以《遙遠的他》為名。他與書中個案、社工出席多場新書分享會，見證從未求助的自殺者遺屬首次講出傷痛回憶，更有人出席分享會後向他說原本有自殺傾向，但聽完自殺者親友故事後有所改觀。
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社工韋賽姬認為，政府現時對自殺者遺屬服務的支援較少，透露該會只獲資助處理100宗個案及部分小組服務，與實際服務需求相差甚遠。她亦希望加強宣傳教育，令自殺和死亡去污名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