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Google鍵入「性暴力」,風雨蘭網頁「性暴力101」條目緊接維基排行第二,香港警務處編製的「性暴力求助資訊」則排行第五。經過民間多年來的努力,社會關注性暴力的意識不斷提高,對受害人蒙受的心理生理傷害認識亦加深不少。現在一般都知道遇事不要啞忍,外界亦不應對遭遇性暴力的受害人污名化,而罪行形式隨社會演變亦層出不窮,到了今日普通人可能不用請教Google大神,都會對關注支援性暴力受害人的「風雨蘭」略有所聞。
風雨蘭(rainlily)原是雨後會突然盛放的花朵,是創辦人吳惠貞為性暴力危機支援中心「風雨蘭」取的名字,她希望遭受性暴力的女性,經歷風雨後「依然有力量開花,繼續燦爛」。回望24年前,從無到有的栽花之路,今日她雖然退下,仍然以不同的方式與受害人風雨同舟,而我們的社會又進步了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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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打誤撞投身社會服務界
吳惠貞記得她有次在幼稚園工作,帶小朋友到花園玩耍,偶然遇見雨後綻放的風雨蘭,聯想到粵語長片拍攝女性被強姦的含蓄手法,愛用花來象徵女性,片段通常是一個女孩掩着胸口走路,「有個鹹濕佬走近她,然後就影個窗口,窗口擺了一些花,橫風橫雨後花盆掉落。天光後女孩再次掩着胸口,似是被強姦的樣子,男孩踩着花離開」。彷彿在說女性遭性侵後就如一朵美麗的花被蹂躪,變成殘花敗柳,失去所有希望,萌生「我是一個不完整的女人,是一個骯髒的女人,別人會覺得我是次貨」的念頭。她說受過性暴力的女性因害怕被負面標籤,選擇默不作聲,故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於2000年成立全港首間性暴力危機支援中心「風雨蘭」,讓她們微小的聲音得到關注。「風雨蘭經歷風雨就會開花,可以更漂亮」,她冀「風雨蘭」這個名字帶出性暴力受害者承受打擊和創傷,不等於「死亡」,繼續活出另類人生的信息。
跟初遇風雨蘭一樣,吳惠貞說:「我入社會服務界是誤打誤撞。」她沒有遠大抱負,只是中學畢業後曾到社福機構做課餘託管服務的福利工作員,對社工職業產生興趣。1997年她從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學士畢業,正式成為社工,工作第一年接觸不少受虐兒童和單親家庭,感到婦女在當時「重男輕女」性別不平等的社會下生活不易,始專注跟婦女權益有關的工作。那麼她為何特別關注性暴力議題?她緩緩說出原因:「因為我的中學同學被性侵犯。」其時她只是個中四學生。
「(當時)那名同學的精神狀况不太好,她的母親叫我探望她。」吳惠貞口中的「那名同學」是她的好友。回想那時去到好友家中,她只覺眼前精神崩潰的好友很陌生,看起來「很憤怒,不開心,很apatheic(麻木),很抽離的樣子」。她望着正對面坐在窗口旁的好友,聽好友講述被性侵的過程。年紀尚輕的她除了側耳傾聽,也不知如何是好,只感覺聽着聽着,朋友像是「快要掉落窗外」,那個模樣烙印在吳惠貞的腦海裏成為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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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好友經歷 傷痛藏心底
此後她跟好友再見面兩次後便沒再聯絡,這份記憶亦隨之塵封。幾年後她讀社工要做創傷劇場訓練,她要講一件令她傷痛、感觸的事做獨白,不自覺說出中學好友被性侵的事,「我先識得喊,才發現這件事一直困擾着我」。她這才意識到,好友的傷痛經歷感染了她,對她造成創傷。
她說這種對創傷的後知後覺源自於心理防衛機制,人不懂得面對強烈的情緒時,就會自我抽離,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有些人會搞到自己好忙,有些人特意不感覺(feel)自己的感覺(feelings)」,變得麻木,表面看上去沒事,卻是不敢觸碰心裏的傷口,但傷口一直存在。性暴力受害者很多時受到二次傷害(再遭受性暴力),沒作出反應,並非他們堅強,「他們只是把自己包裹在一個殼裏」。吳惠貞說她遇過一些案主,被二次性侵時整個人「frozen(凍結)了,僵了」,像是沒感覺般。
吳惠貞說年少時不懂得應對好友遭性侵的問題,到讀完書做社工也束手無策,因為當時社工沒有處理性暴力的培訓。她跟社工朋友談及遇到性暴力個案不懂得處理,又沒有地方可以轉介時,「大家都好沮喪」,繼而在1997年跟3名女社工成立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初時單純覺得沒人做,我們來做,先開設一條熱線讓性侵受害打電話求助,然後轉介個案給社工」,沒想「呢壇嘢」後來愈做愈大。她問記者:「你知道我接到的第一個熱線求助,是什麼人打來嗎?是社工。」這便回歸到最初的問題——社工不知如何處理性暴力個案,其時更有些求助者經轉介後不信任負責社工,重新向協會求助,她遂跟其他3名創辦人自己落手接個案。不過當時她們皆是全職社工,只能義務處理協會的求助個案,於是又衍生另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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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者出事 激發全職投入決心
吳惠貞難忘一名女大學生的求助個案,那名女生被男友強迫進行性行為,遂有自殺傾向,經她輔導後,女生的情緒穩定下來,欲找男友要一個說法。有一天吳惠貞工作期間接到那名女生來電,說要登門向男友討回公道,「她心中覺得男女朋友有親密行為不是問題,但不明白男友為何要強迫她」,吳惠貞出言制止無果,女生上門再遭性侵。吳惠貞意會到性暴力支援不能兼職做,因為意外發生時,她不能即時行動,這成了協會設立「風雨蘭」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獨立支援服務的契機。為了讓求助者有安全感,「風雨蘭」的地址是保密的,「我們會跟他(求助者)約在某一個地方,一起聊天,一起走上中心」。
強迫,不強迫;自願,非自願,總是談及親密關係會用的字眼。近日網絡流傳一名23歲中學籃球教練跟16歲女學生性交的相片,據稱女方為學校籃球隊隊員,兩人因此結識並發展為情侶,女方稱自願與教練發生性關係。吳惠貞關注的是「呢件事發生幾耐?兩人是否師生關係?」她續說青少年於成長階段容易對「authority figure」(權威人士)心生崇拜,尤其教師對學生的認可和讚賞或令學生產生錯覺,不論雙方同意發生關係與否,她認為作為成年人,甚至是教師這類專業人士,在處理與學生的關係上須負更多責任。
斥轉發性愛相片如鼓勵偷窺
轉發二人性愛相片的行為已構成「未經同意下發布私密影像」罪行,網民的着眼點卻是「唔影咪唔會流出」,又強調女生影相出於自願等,這些想法是否正確?吳惠貞說兩名當事人私下同意拍攝性愛相片,作私人珍藏不是大問題,就好比「你在家裏洗澡時,當然會脫下衣服,難道你脫了衣服被偷窺就是你的錯嗎?我們不能怪女生,肯拍就預咗畀人放出嚟」。平時見到有趣的事物,會轉發給朋友,是很正常的行為,但吳惠貞質疑:「Forward別人的私密相片是出於什麼心態?是想評論(事件)?是偷窺?你怎知道當事人自願流出相片?」她直指轉發相片者實質在「偷窺別人的私隱」,形容他們如剝花生看戲般站在道德高地指摘當事人拍下性愛相片,這種行為屬於網絡欺凌。
做了20多年社工的吳惠貞處理過不少影像性暴力和欺凌個案,其中有一名女事主遭集體欺凌,她受性侵犯的過程被拍成影片在網上發布,即使影片被刪除,仍認為「所有人都看過影片,整個人面臨崩潰」,出街既沒安全感,又感到羞恥,患上嚴重抑鬱症,更企圖自殺。事主最後受不住壓力,離開香港,想到一個沒人認識她的地方,但網絡無國界,影片一早在網絡散播,離開香港便能解脫嗎?吳惠貞說事件對那名女生造成無法磨滅的傷害,那種不安感由始至終都伴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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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大學講師 冀將畢生所學傳授給新一代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以「婦女」命名,吳惠貞提及的性暴力個案多數是女性,這代表男性鮮少面對性暴力嗎? 吳惠貞說接觸過男性個案,男生大多不敢親口說出自己經歷,因為「社會不認同男性是(性暴力)受害者」。她曾被問及:「(協會)為何不做男性(性暴力支援)?」她指除了能力資源有限,大部分求助個案都是曾被男性施暴的女性,「這些女性受害者對男性很抗拒,如果我們同時服務男性和女性,會造成衝突」。
吳惠貞於2007年離任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成立關注家庭暴力受害人法權會,處理家庭暴力受害人法律權利,及後獲邀出任保護兒童及青少年免受誘拐或性侵犯、推廣性教育的慈善團體「護苗基金」主席至今。她現已退下火線,不再是前線社工,在中港兩地的大學做講師,教了10年書。提到教書,她說內地跟香港的社工文化完全不一樣,「內地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社工」。她憶述教導的第一批中山大學社工學生到工廠實習時,她約學生在車站集合,但他們拖拖拉拉遲到1小時,原來他們並不想實習,做社工不是他們的志願,「他們大多是(高考)分數只夠讀社工,不知道自己讀社工的原因」。教書不是吳惠貞的志向,只是感覺「社工需要傳承」,她感慨自己年紀大了,只希望將畢生所學傳授給新一代。
回望香港,吳惠貞說雖然有不少機構提供的服務涵蓋性暴力支援,但政府暫時似乎未看到性暴力支援服務有「獨立需要」,「風雨蘭」至今仍是唯一只專注服務性暴力受害者的中心,「心無旁騖幫助他們,給予他們很大的安全感」。離職17年,她慶幸「風雨蘭」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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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姚超雯
圖 :「風雨蘭」網站圖片、受訪者提供、資料圖片
美術:張欲琪
編輯:朱建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