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日期 : 2019年5月20日

攝影記者 一按快門 改寫歷史

【明報專訊】發亮的熒幕上滑過一幅幅照片,挑選、剪裁、再挑選,明報前圖片編輯張景寧20年來孜孜不倦,為每個頭版揀選最恰當的相片,至2018年8月退休後,由郭慶輝接任。看盡無數照片,兩代明報圖片編輯不約而同提到,並非每張新聞圖片均是「如此偉大」,照片能給予讀者思考空間,已盡了攝影記者的職責。張景寧希望大眾能尊重攝記這專業,「我們不是『師傅』、不是『影相佬』,而是稱職的攝影記者」。

明報人都叫張景寧為「景寧」。他憶述,圖片編輯這職位,是他1998年加入明報時,編輯部為他度身訂做開設,而圖片編輯需負責挑選《明報》絕大部分版面的相片。景寧說,以往各版面編輯會自行選擇用哪張圖片,故他剛入職時,不時與編輯意見相左,最難是說服他人接納自己的選擇。

要不負攝記在外辛勞奔走,出盡每張好相,景寧稱有賴眾人的信任。港大學生會前會長馮敬恩因包圍港大校委會成員,擾亂秩序罪成,2017年9月21日被判處社會服務令,當日攝記傳回一張馮敬恩孤身面對無數鏡頭的背影相。頭版是否出一張看不到新聞主體樣貌的相,成了當晚編輯室激烈討論的話題。景寧的堅持,最終換來眾人的採納,「我始終相信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建立信任,景寧花了整整10年。接任的郭慶輝(阿郭)亦深感圖片編輯的孤獨往往源自對照片的判斷,「可能只有我跟(攝記)同事認為一張相是好的」,能用盡辦法扭轉他人對照片的觀感,便是成功。

「吸睛」取捨

每天要看數以百計的相片,阿郭認為好的新聞圖片講求信息與震撼並重,要以影像說故事,首先要緊記自己是記者,新聞內容應較重要。景寧則認為,一張好的新聞照片固然能夠傳達千言萬語,惟現今社會資訊爆炸,大眾每日看不同的影像早已變得麻木,「一張相令你震撼的時刻愈來愈短」。

景寧說,事實上一張照片能否「吸睛」是可以計算的。他舉例,有些報章常採用三點式女郎的照片作天氣配相,這無疑可以增加「吸睛」率,但他想不到這與所表達的信息有何關係,「我叫同事去影也會有點內疚、有罪惡感」,因此他抗拒採用這些照片。

成為圖片編輯前,阿郭已當了近20年攝影記者,每天要工作10多小時,而景寧為了培養攝記獨立的採攝能力,更不時要求他們寫圖片說明及採訪手記,令攝記的工作更添辛勞。SARS、維園六四晚會、持續逾兩個月的佔領運動,每幀相背後均是同事拼搏的成果。

「做好記者的名字」

縱然已離開崗位,景寧不忘叮囑年輕一代的攝記要時刻保持一顆熾熱的心,拍攝具自己特色的照片,不要隨意迎合他人的喜好。他說攝記從來不是一份優差,既然選擇了入行,便要時刻緊記,「做好記者的名字」。

圖片編輯 郭慶輝:

拍與不拍 一念之仁

在新聞前線奔走20年,由記者會到衝突現場,郭慶輝的身影隨處可見。一張2012年特首選舉參選人唐英年寓所泳池底有玻璃窗的照片,讓他一嘗改寫歷史走向的滋味;但他更難忘的是,在突發事故死難者空洞的住所中,那些喪夫妻子茫然的臉、孩子痛失至親流下的淚。鏡頭背後,按下的是快門,更是沉重的責任。

在大學修讀計算機科學的阿郭,畢業後找了份負責寫程式的政府工,不久後便因工作不夠剌激而辭職。阿郭說,轉行做記者只是機緣巧合,更從未想過當上攝影記者。拿起相機,只因對用影像記錄世界感到「幾得意」。輾轉做過多間報館,1998年獲張景寧邀請加入明報。

使命感驅使做好新聞

由陌生到熟悉,阿郭說已再無離開這行的想法,做記者帶來的使命感、能夠對世界作出些微改變,這些均是其他行業無法給予的。至於留在明報,皆因這裏匯聚了一群有心做好新聞的記者,「如果不考慮薪酬待遇,純粹做新聞,這裏是樂土」。

所謂改變世界,阿郭提到唐英年大宅被揭發僭建一事。2012年初,明報偵查組懷疑特首選舉參選人唐英年位於九龍塘約道7號的大宅有僭建,惟一直無法證實。阿郭及偵查組同事曾先後到大宅附近的住宅及幼稚園等天台觀察,但因高度不足,無法看到大宅內部。當大家均感無計可施之際,阿郭靈機一觸,決定租用雙層開篷觀光巴士協助拍攝。

「不想拍攝」的時刻

阿郭說,觀光巴士上層亦只及大宅圍牆的高度,他要再站在鐵梯上拍攝,終拍到泳池底有玻璃窗,確認大宅內「別有洞天」。他們翌日又外借航拍機(當年航拍機非如今天普及)拍攝,以求拍到更佳角度的照片。報道刊登後,唐英年支持度下降,最後於選舉中落敗。阿郭形容他那刻靈光一閃,如同「改變了歷史走向」,事後他曾反思自己是否做了壞事,最終領悟是記者只能如實報道,報道所造成的後果,已非記者所能控制。

一按快門便能改寫歷史,那是每個攝記的夢想。阿郭說,輝煌背後更多是「不想拍攝」的時刻。他仍記得天災或車禍後,無數家庭支離破碎,看着淚流滿臉的遺孀,按與不按快門,從來都是艱難的抉擇,「你知道你影了便有機會出(見報),你不拍下來,公司就沒有機會出」。隨着年紀漸長,阿郭學會跟自己說「那是工作」。有人會說這是冷血,但憑這信念,他克服了對拍攝屍體的恐懼,只是始終學不會坦然面對失去至親的家屬。這掙扎,20年來都在。

前圖片編輯 張景寧:

不服輸撐下去 更重的是責任

香火瀰漫的黃大仙祠,一名老太太手執靈籤求問兒子的前程,解籤師傅打開籤文一看,是為下籤。1998年,張景寧徘徊在是否轉職到明報擔任圖片編輯的關口,其母以籤文力勸,景寧偏不信邪,為圓夢踏入嘉業街。廿載歲月,景寧見證工作的「only」(唯一)及「lonely」(孤獨),能撐下去,是因一次又一次的不服輸。

景寧小學畢業後曾在紡織廠做學徒,半工讀完成中學課程,立志做社工。至於為何會成為記者,他笑言是個「美麗的誤會」,因當時應徵社工失敗,湊巧看到《文匯報》請記者,心想「記者也幫到人,好像很偉大」,於是入了行。那年是1982年,由文字記者做起,景寧漸漸感到影像說故事的效果更好,於是轉當攝記。

當初覺得記者偉大而入行,現實是攝記待遇如同「低等動物」。景寧憶述,當時拍下照片後,往往要千方百計懇求編輯採用,「我覺得很不專業」。有感照片作用被低估,景寧於1980年代末帶着新婚妻子,賣樓往英國進修新聞攝影,希望能成為稱職的圖片編輯。他回港後先後於多間報館擔任圖片編輯,最後為一圓兒時夢想,轉職明報。

「景寧,有無相?」

景寧說,明報與他任職過的其他報館最大的差別,是有一個精力無窮的上司,全天候24小時不停拼搏,讓他倍感壓力。「景寧,有無相?」這是他那段日子最懼怕聽到的問題,為求有足夠的照片,有時只好叫攝記同事多跑兩單採訪,換來的是「明報收買人命」的評價。說到這,景寧不禁苦笑稱「無人體諒我」。

左右做人難,「only」及「lonely」是最真實的寫照,然而更重的是責任。景寧至今仍難忘2008年所刊登的一幅照片,公司因照片惹上官非,事後他一度想辭職到廣州讀書,最終因「不甘心這樣輸了」,才堅持下去。

入行逾30年,上半場拿着鏡頭在採訪前線奔走,下半場在幕後挑選每天見報的照片,與港人一同見證時代變遷。與照片半生結緣,景寧卻指自己「其實並不是很喜歡影相」,他最想做的是向大眾說故事,照片只是一個媒介。

文:黃文雋

圖:鄧宗弘、資料圖片

(明報60周年專輯)